2020年7月26日，广西桂林，资源县中峰镇红军小学，桂林旅游学院的大学生在游戏中，教当地小学生们英语。视觉中国供图（资料图片）

　　北京，6月的晚霞中，一位6岁的小姑娘穿上漂亮的裙子在幼儿园门口拍照留念。再过几天，她就要从幼儿园毕业，即将成为一名小学生。

　　“努力让每个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努力让13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2013年9月，在联合国“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一周年纪念活动视频讲话中，习总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

　　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教育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建国初期小学净入学率仅为20%的“文盲大国”，Z6尊龙新版官网入口变成了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99.9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4.4%的教育大国。

　　今天，抬高底部、缩小差距、提升质量，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亿万孩子同在蓝天下共享优质教育不再是遥远的梦想……

　　2021年6月，在北京师范大学一间普通的会议室里，92岁高龄的顾明远接受了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的专访。

　　顾明远是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他是新中国从事师范教育的第一批人中的一个，也是新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创始人之一。

　　“我1948年开始当小学教师，现在已经从教73年了，对于新中国的教育，我既是一个参与者又是一个见证者。”顾明远说。

　　在几乎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所有重大教育发展节点及变革的顾明远看来，扫除文盲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成就。

　　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教育家底”：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80%以上，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仅为0.4%（1950年），小学净入学率也仅有20%，初中和高中的毛入学率也处在极低的水平，分别为3.1%和1.1%。

　　为解决这一问题，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全国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在大规模扫盲的同时，新中国的国民教育体系也在逐渐建成。

　　1949年12月，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顾明远对这次会议记忆犹新。当年，他又一次参加了高考，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之时，他已经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新生。

　　1951年我国颁布了新中国第一个学制文件《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对各级各类学校的地位、年限和互相衔接的关系作了新的规定，专业化教师队伍初步形成。1952年，《小学暂行规程（草案）》和《中学暂行规程（草案）》正式颁布，全面规范了我国中小学教育教学，形成了我国中小学学校课程设置的基本框架。根据这两份文件，教育部制定了新的小学、中学各科教学大纲，新中国初步建立起了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

　　到了1957年，我国正式提出了“教育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这是中国教育发展经历的第一个重要节点。”顾明远说，教育方针明确了我国教育的性质、方向、培养目标及其规格，对新中国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

　　到1965年年底，中等学校学生达到1432万人，小学在校生达到11626.9万人，分别比新中国成立前最高的1946年增长了6.9倍和3.9倍。

　　“教育要做到起点公平，让所有的孩子有同样的起跑线，这是一个基础。”前不久，原教育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吴启迪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这样说。

　　但是到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小学教育仍未普及。1980年《中央国务院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要求，在20世纪80年代全国基本实现普及小学教育，有条件的地方进而普及初中教育。

　　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提出“普及初等义务教育”，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以宪法形式确定在我国普及初等义务教育，成为各地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根本遵循。

　　改革开始于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1983年国庆前夕，北京景山学校向一直高度关心教育工作的同志致信汇报学校教育改革情况，并希望同志为学校题词。不久，同志为景山学校回复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消息传来，不仅极大地鼓舞了教育改革的试点学校北京景山学校的全体师生，也鼓舞了全国所有的教育工作者。很快，这“三个面向”树立了中国现代教育的航标，成为后来中国教育改革的总方针。

　　紧接着，到了1985年，《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颁布。《决定》首次提出“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为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宏大目标，根据当时国情，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了地方，国家调动地方发展基础教育的积极性，地方同时依靠人民群众办教育。

　　“对中国教育的发展来说，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顾明远说，这一次的体制改革促进了我国义务教育的快速普及。

　　为保证义务教育的顺利实施，1986年，九年制义务教育写入了新颁布的义务教育法，从而使普及义务教育有了专门的法律保障。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把“到本世纪末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以下简称“两基”）作为上世纪90年代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目标。1993年，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开启了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时代，正式将“两基”作为新的奋斗目标。

　　在1994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两基”真正从目标变为国家行动，成为我国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并以1996年、1998年、2000年为时间节点立下了军令状。

　　当时间来到2001年1月1日，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如期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2000年年底，全国“普九”地区人口覆盖率达到85%，青壮年文盲率下降至5%以下。

　　不过，我国虽然整体上实现了“两基”的历史性任务，但西部地区“两基”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从教育部公布的数据看，截至2002年年底，西部地区“两基”人口覆盖率仅为77％，还有410个县尚未实现“两基”，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7年。

　　中国教育最大的分母在农村，最薄弱的环节也在农村，农村尤其是西部农村义务教育量大面广，几乎涉及教育公平所有难点。Z6尊龙新版官网入口尤其是这410个县，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教育基础薄弱；当时全国尚未脱贫的3000万人口，绝大部分生活在这些地区；这些地区自然条件非常艰苦，普及义务教育的办学成本、就学成本远远高于其他地区。

　　于是，2003年12月30日，国家科教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制定的《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2004-2007年）》。

　　很快，一场声势浩大的攻坚战，在中国西部摆开战场。2004年7月5日，一场特殊的签约仪式在北京举行。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分别与西部12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郑重签署了“两基”攻坚计划责任书，省长们立下“军令状”。接下来，各级政府层层签订责任书，攻坚县实行政府一把手负责制。

　　4年后，2008年2月25日，时任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的姜沛民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西部地区“两基”攻坚已如期完成，主要目标全部实现。

　　“我们用20多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50年、100年所走的道路，成绩是巨大的，太不容易了，非常了不起。”顾明远说。

　　实现“两基”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是世界教育史上的空前壮举。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全面实现“两基”目标，是世界全民教育的重大突破！

　　孔子曾经提出了“有教无类”的理想。当实现了“普九”中国人圆了百年教育梦之后，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中国人还要实现跨越千年的教育理想。

　　在建国之初，我国仅有高等学校205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0.26%，全部在校生不足12万人。国家进行了快速调整，依据当时我国经济建设对专门人才的急需，借鉴苏联发展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经验，到1957年，全国高等学校达到了229所，其中，综合大学17所、工业院校44所、师范院校58所……基本上改变了旧中国高等教育文重工轻、师范缺乏的状况，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经济建设所急需的专门人才，对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十年，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制度被否定，国家发展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

　　1977年10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发布。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

　　得知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时，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南开大学原校长龚克刚刚22岁，但已经在一个国营工厂中工作了7年。

　　这年12月，龚克与570万名考生一道从矿山、田间、工厂等各个角落出发，涌向高考考场，最终27.3万人走进大学。到了第二年，全国报考青年总数又激增至615万人，最后，40.2万名新生考入大学。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龚克认为这绝不是简简单单地恢复了一场考试，而是扭转了整个社会鄙视知识、鄙视科学技术的社会风气，让整个社会开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科学。“它改变的不只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改变的是整个国家的命运。”

　　即使这样，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依然不快，人们这样形容当年的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到1998年时，我国大学生在校人数只有780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9.8%，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1998年全国高校的招生人数为108万，1999年则扩为159万人，比1998年增加了51万人，增幅达47.4%；到2002年，我国普通高校招生32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15%，正式进入大众化阶段。此后，这一数字仍大跨步增长，2010年达到26.5%，2018年达到48.1%，到2020年“十三五”规划收官之时，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4.4%，高等教育快速进入到了普及化阶段。

　　与此同时，“向中西部倾斜”也在国家的统筹之中，早在2008年，“支援中西部地区普通高校招生协作计划”便启动实施。2014年的《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中特别写入，要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继续实施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在东部地区高校安排专门招生名额面向中西部地区招生。同时继续实施国家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由重点高校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经过梳理发现，到党的十九大召开之时，中西部录取率最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已经缩小到5个百分点以内。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自实施以来，圆了100多万名中西部地区孩子的大学梦。而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专项计划到2018年时已累计招收47万余人，部分边疆县实现了考取北大、清华零的突破。

　　在迈向新时代的今天，中央、国务院又印发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了一个更加激动人心的目标：到2035年，要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推动我国成为学习大国、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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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6月的晚霞中，一位6岁的小姑娘穿上漂亮的裙子在幼儿园门口拍照留念。再过几天，她就要从幼儿园毕业，即将成为一名小学生。

　　“努力让每个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努力让13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2013年9月，在联合国“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一周年纪念活动视频讲话中，习总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

　　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教育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建国初期小学净入学率仅为20%的“文盲大国”，变成了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99.9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4.4%的教育大国。

　　今天，抬高底部、缩小差距Z6尊龙、提升质量，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亿万孩子同在蓝天下共享优质教育不再是遥远的梦想……

　　2021年6月，在北京师范大学一间普通的会议室里，92岁高龄的顾明远接受了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的专访。

　　顾明远是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他是新中国从事师范教育的第一批人中的一个，也是新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创始人之一。

　　“我1948年开始当小学教师，现在已经从教73年了，对于新中国的教育，我既是一个参与者又是一个见证者。”顾明远说。

　　在几乎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所有重大教育发展节点及变革的顾明远看来，扫除文盲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成就。

　　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教育家底”：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80%以上，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仅为0.4%（1950年），小学净入学率也仅有20%，初中和高中的毛入学率也处在极低的水平，分别为3.1%和1.1%。

　　为解决这一问题，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全国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在大规模扫盲的同时，新中国的国民教育体系也在逐渐建成。

　　1949年12月，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顾明远对这次会议记忆犹新。当年，他又一次参加了高考，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之时，他已经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新生。

　　1951年我国颁布了新中国第一个学制文件《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对各级各类学校的地位、年限和互相衔接的关系作了新的规定，专业化教师队伍初步形成。1952年，《小学暂行规程（草案）》和《中学暂行规程（草案）》正式颁布，全面规范了我国中小学教育教学，形成了我国中小学学校课程设置的基本框架。根据这两份文件，教育部制定了新的小学、中学各科教学大纲，新中国初步建立起了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

　　到了1957年，我国正式提出了“教育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这是中国教育发展经历的第一个重要节点。”顾明远说，教育方针明确了我国教育的性质、方向、培养目标及其规格，对新中国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

　　到1965年年底，中等学校学生达到1432万人，小学在校生达到11626.9万人，分别比新中国成立前最高的1946年增长了6.9倍和3.9倍。

　　“教育要做到起点公平，让所有的孩子有同样的起跑线，这是一个基础。”前不久，原教育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吴启迪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这样说。

　　但是到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小学教育仍未普及。1980年《中央国务院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要求，在20世纪80年代全国基本实现普及小学教育，有条件的地方进而普及初中教育。

　　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提出“普及初等义务教育”，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以宪法形式确定在我国普及初等义务教育，成为各地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根本遵循。

　　改革开始于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1983年国庆前夕，北京景山学校向一直高度关心教育工作的同志致信汇报学校教育改革情况，并希望同志为学校题词。不久，同志为景山学校回复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消息传来，不仅极大地鼓舞了教育改革的试点学校北京景山学校的全体师生，也鼓舞了全国所有的教育工作者。很快，这“三个面向”树立了中国现代教育的航标，成为后来中国教育改革的总方针。

　　紧接着，到了1985年，《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颁布。《决定》首次提出“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为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宏大目标，根据当时国情，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了地方，国家调动地方发展基础教育的积极性，地方同时依靠人民群众办教育。

　　“对中国教育的发展来说，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顾明远说，这一次的体制改革促进了我国义务教育的快速普及。

　　为保证义务教育的顺利实施，1986年，九年制义务教育写入了新颁布的义务教育法，从而使普及义务教育有了专门的法律保障。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把“到本世纪末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以下简称“两基”）作为上世纪90年代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目标。1993年，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开启了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时代，正式将“两基”作为新的奋斗目标。

　　在1994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两基”真正从目标变为国家行动，成为我国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并以1996年、1998年、2000年为时间节点立下了军令状。

　　当时间来到2001年1月1日，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如期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2000年年底，全国“普九”地区人口覆盖率达到85%，青壮年文盲率下降至5%以下。

　　不过，我国虽然整体上实现了“两基”的历史性任务，但西部地区“两基”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从教育部公布的数据看，截至2002年年底，西部地区“两基”人口覆盖率仅为77％，还有410个县尚未实现“两基”，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7年。

　　中国教育最大的分母在农村，最薄弱的环节也在农村，农村尤其是西部农村义务教育量大面广，几乎涉及教育公平所有难点。尤其是这410个县，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教育基础薄弱；当时全国尚未脱贫的3000万人口，绝大部分生活在这些地区；这些地区自然条件非常艰苦，普及义务教育的办学成本、就学成本远远高于其他地区。

　　于是，2003年12月30日，国家科教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制定的《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2004-2007年）》。

　　很快，一场声势浩大的攻坚战，在中国西部摆开战场。2004年7月5日，一场特殊的签约仪式在北京举行。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分别与西部12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郑重签署了“两基”攻坚计划责任书，省长们立下“军令状”。接下来，各级政府层层签订责任书，攻坚县实行政府一把手负责制。

　　4年后，2008年2月25日，时任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的姜沛民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西部地区“两基”攻坚已如期完成，主要目标全部实现。

　　“我们用20多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50年、100年所走的道路，成绩是巨大的，太不容易了，非常了不起。”顾明远说。

　　实现“两基”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是世界教育史上的空前壮举。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全面实现“两基”目标，是世界全民教育的重大突破！

　　孔子曾经提出了“有教无类”的理想。当实现了“普九”中国人圆了百年教育梦之后，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中国人还要实现跨越千年的教育理想。

　　在建国之初，我国仅有高等学校205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0.26%，全部在校生不足12万人。国家进行了快速调整，依据当时我国经济建设对专门人才的急需，借鉴苏联发展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经验，到1957年，全国高等学校达到了229所，其中，综合大学17所、工业院校44所、师范院校58所……基本上改变了旧中国高等教育文重工轻、师范缺乏的状况，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经济建设所急需的专门人才，对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十年，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制度被否定，国家发展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

　　1977年10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发布。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

　　得知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时，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南开大学原校长龚克刚刚22岁，但已经在一个国营工厂中工作了7年。

　　这年12月，龚克与570万名考生一道从矿山、田间、工厂等各个角落出发，涌向高考考场，最终27.3万人走进大学。到了第二年，全国报考青年总数又激增至615万人，最后，40.2万名新生考入大学。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龚克认为这绝不是简简单单地恢复了一场考试，而是扭转了整个社会鄙视知识、鄙视科学技术的社会风气，让整个社会开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科学。“它改变的不只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改变的是整个国家的命运。”

　　即使这样，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依然不快，人们这样形容当年的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到1998年时，我国大学生在校人数只有780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9.8%，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1998年全国高校的招生人数为108万，1999年则扩为159万人，比1998年增加了51万人，增幅达47.4%；到2002年，我国普通高校招生32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15%，正式进入大众化阶段。此后，这一数字仍大跨步增长，2010年达到26.5%，2018年达到48.1%，到2020年“十三五”规划收官之时，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4.4%，高等教育快速进入到了普及化阶段。

　　与此同时，“向中西部倾斜”也在国家的统筹之中，早在2008年，“支援中西部地区普通高校招生协作计划”便启动实施。2014年的《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中特别写入，要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继续实施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在东部地区高校安排专门招生名额面向中西部地区招生。同时继续实施国家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由重点高校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经过梳理发现，到党的十九大召开之时，中西部录取率最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已经缩小到5个百分点以内。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自实施以来，圆了100多万名中西部地区孩子的大学梦。而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专项计划到2018年时已累计招收47万余人，部分边疆县实现了考取北大、清华零的突破。

　　在迈向新时代的今天，中央、国务院又印发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了一个更加激动人心的目标：到2035年，要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推动我国成为学习大国、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